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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学者八大领域,2021年财经界最有价值的思想在这里

  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开始谨慎地断言,通过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中国能够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这是个大胆的言论,但是得到当时中国的新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让知识分子重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

  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有目共睹,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仅承担着协同制定政策的重任,还履行着批评与解释政策的使命,同时持续投入观察研究的工作。他们经年累月打磨的专业能力与升华而成的思想,就在每一篇文章里。而让这些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是第一财经的使命。

  在国际形势动荡、财经风云变幻、信息碎片和偏见到处蔓延、浮华尘世与现实焦虑交融放大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群思想的创造者,他们审慎地保持着独立,又热切地投身变革。我们仅用一年的时间就看到,他们那些深邃澄澈的思想,如何指引大众穿越迷雾,看清方向,看到终局。而我们相信,在未来更长的时间,有更多这样的思想加入进来,彰显出专业的力量,熠熠生辉。

  这一篇,既为一财号里一篇篇优秀的作品,更为展现作品背后作者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传承。

  1、宏观经济

  我们无法忽略过去一年当中最重大的命题——疫情。席卷全球的疫情之下,一切都无法用常态化的眼光预测判断。“疫情”、“衰退”与“冲突”,构成了2020年全球经济形势的三大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仍将在2021年继续发酵。

  张明在一财号内容《展望2021: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中这样开篇:2020年全球经济将会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21年能否实现V型反弹还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张明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很可能不及5%,在4%上下。

  相较于这样的温和,赵建在《2021宏观展望——脆弱的复苏,危险的泡沫与极化的世界》中表示,“展望2021,过度审慎的话语依然不合时宜。的确,核心资产荒将依然蔓延,但金融泡沫可能进入2.0状态”。他将百年一遇的2020年中宏观经济的表现概括为“砸了一个大坑,吹了一个大泡”,来说明实体经济在疫情的冲击下,经济增长出现了的L型大坑(停工停产,供需断层);以及与实体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金融体系却在特殊的时间段内(货币脉冲+被动储蓄)吹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J型大泡沫。他预判2021年实体经济要从坑里爬出来,步入漫长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断层修复周期;而同时,当实体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走向再通胀的时候,金融资产的大泡沫将处于危险的境地。一个K型的分化世界已经打开,金融资本的饕餮盛宴并无法弥补深层次的各种裂痕,反而会加重这些裂痕。金融资产总量的繁荣背后,是一个隐性的结构崩裂的危机。

  而伍戈认为,在展望之前,应该冷静地沉思《过去一年,市场预测错了什么?》他在文中说,作为外生冲击,疫情暴发固然难以先知先觉,但过去一年市场对宏观经济预测最为明显的偏差是:低估了进出口,高估了投资与消费。除此之外,市场对物价及货币数量方面的预测误差相对较小。

  《展望未来十年混沌中的10个确定性》中,作者邵宇不愿被不确定的洪流裹挟,而更希望能主动出击,他说,“我们时刻处在一个确定性混沌的时代,但有些人看到的是‘确定性’,有些人看到的是‘混沌’。这取决于观察者的历史观。历史足够长,未来才像是一条直线。”

  因为疫情的刺激,原本隐晦的国际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关于“双循环”还是“内循环”的争论之声不绝。对此,张岸元将目光拉升至四维的高度,他在《外循环实现追赶,内循环谋求超越》中提出,对外依存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不是国内大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国内循环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闭环。

  2.十四五规划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政治共识,即在20世纪下半叶,政府应在经济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认为,经济不是一把摇椅,不能寄希望于它在摇晃过后总是能可靠地回到原点,经济更像是一把轮椅:在不可避免的混乱过后,需要政府的手来把椅子推回原处。

  在混乱与不确定性成为底色的这一年,“十四五”规划这只政府手势显得尤为重要。董煜在《“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正确打开方式》中一如庖丁解牛,一如雅士拆蟹,从各个角度层面,教我们看懂“十四五”规划《纲要》。他发现“20个指标是计划改规划以来最少的一次。指标的增减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折射了更加综合的新视野,本身就带些历史的沧桑感。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替代的是R&D指标,应能更科学地衡量创新的投入;‘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也是个漂亮的新指标;民生指标中的医师数、托位数指标,也都是瞄准了现在的痛点。”

  刘俏则以一位学者的敏锐,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趋势》中用质朴的语言说道,“十四五”规划里讲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换句话说希望几亿人住下来,而不是只在城里打工,最后回到农村。怎么让他们住下来,这里面涉及居民住房建设,也就是房地产第二轮发展。以让人住下来为主体,同时围绕他们的消费所产生的新行业将会在未来发展起来,这一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大趋势。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农村转移人口城市化是必须走的一步,这也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趋势。

  3.人口

  对中国来说,这一年有个大事件,就是第七次人口全国普查,在《“七普”背后的焦虑与期待》一文中,梁云风开宗明义,焦虑的来源,是因为数字。

  的确,数字对于一个宏大复杂事件的研究,意义不可限量,不仅是直观,更是诚实的线索。关于人口普查数据的重大意义,经济学家本雅明·阿佩尔鲍姆.在《经济学家时刻》中说了这么一件往事:在现代社会的开端,各国政府对自己的国家知之甚少。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人口、收入、财产,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直到1857年,一位名叫欣顿·黑尔珀的年轻美国南方人,用人口普查数据来证明奴隶制对南方是不利的。在黑尔珀看来,奴隶制度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道德败坏,而在于效率低下。这是第一次从经济角度而非道德层面谴责奴隶制度,对上层建筑来说,无疑是更重要的理由。

  也是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任泽平更新了他的数据,《2021中国人口大迁移报告》为我们展示了全中国人口迁移的全貌图卷。他以历史的维度与情怀开篇:“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几百年来,全球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引发了区域兴衰、产业更替和霸权更迭”,却以极为翔实和冷峻的数据作为主料,分析是什么驱动了人口大迁徙?未来中国人口向何处去?带来哪些机会和挑战?他向政策制定者建言,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一位通晓人性的、务实落地的经济学家才会给出的建议。

  还是人口,更有话题度的“三胎政策”来了。持续关注人口政策的付一夫立即撰文《如果“放开三胎”,你愿意生吗?》,迅速问鼎流量波峰。他晒出养娃总账本,从社会福利到女性意识,从传统观念到政策调整,分析得极为透彻。

  事实上,就在60年前,这种研究和分析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当时,学者加里·贝克尔曾经用消费需求理论提出这样一个推测:如果将孩子视为耐用消费品,TA还能带来收益——主要是指为父母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收益。在此之前,从未有人用这一理论分析解决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问题,而质量,是指为每个孩子所支付的健康、教育,以及其他项目开销的总额。

  对于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它不仅仅加深拓宽了我们对于人口变化趋势的理解,也对现实生活有着醍醐灌顶的意义。网络上的“金句”调侃一时口嗨,但付一夫的这篇文章却能令你常常温习,在迷人的夜里存着一丝冷静。

  关于生育,我们能在李超的《生育率与城市化哪个对房价影响大?》中找到共鸣,他直接指出,生育率低实际上也是高房价所引发的不良后果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陆铭的《一定要买学区房?》一文中可以发现解决的路径。这篇文章中,作者给出了三个有可能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的机制——奖学金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从总体上增加教育的投入。未来似乎明亮起来,这就是不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还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文章带给人的心安。

  4.投资

  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令人无奈,与之相比,股票市场虽然残酷,却显得公平。在投资市场里,人们被重新塑造成消息灵通、大权在握、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长江商学院的教授撰文《A股很可能处于大牛市前夕,理由在这里》,只靠标题就给了投资者信心;王国斌继续肯定《未来几年都不要赎回》,跌宕起伏的市场立即变脸。

  也有苦口婆心教育投资者的,比如洪灏《基于<预测>的投资策略——我们如何布局这一轮周期》里谈到,“人性告诉你,抱团取暖是最安全的。几百万年人类的进化告诉我们,这是最安全的,活得最长的方法就是抱团起来。” 也有人始终抱持警惕的态度,比如作者芮萌在《抱团追大现泡沫,机构的新战场在哪里?》中提醒:“估值走高,而盈利能力没有跟上,当下公募基金抱团资产已经进入泡沫放大的过程。我们没办法预测这个过程什么时候结束甚至逆转,但是可以确定地认为,基民通过追捧明星基金经理的方式进入A股,胜率会显著下降。”他还在《基金,持有多久才对?》一文中直击痛点,分析“长期是多长”这一大部分专家不敢触碰的话题。

  中国资本市场的全面注册制度改革,让业内人士振奋。张奥平在《2021中国资本市场十大预测:竞争消逝、增量重现》中说,“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在而立之年迎来了全面注册制改革,这将推动其在2021年告别竞争、增量重现。”对于突发事件做出的及时解读,夏春的《港股突增印花税,对市场影响有多大?》是连新闻记者都追不上的速度和专业度。

  管清友在《东方欲晓,汽车风景这边独好》中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崛起,中国汽车仍有扩张空间,长远来看,气候问题将倒逼汽车行业从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完成重大转型与升级,赋予汽车行业全新发展动能。长短周期叠加,汽车新时代已经来临,危与机并重。

  张明在《漫谈股市与房市的“头部化”现象》中从公司基本面、投资者结构、金融周期阶段、估值合理程度这四个方面来看,未来中国A股市场上行业龙头股表现好于中小盘股票,恐怕是大概率事件。而“头部化”现象并非仅会出现在中国股市,未来10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会出现这一现象,而且其程度与股市相比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6.消费

  传统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写道:“经济增长本身不可能被理智地视为目的。发展必须更加关注改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享有的自由。”我们的作者也同样在关注经济增长中人的生活。

  黄大智直接用标题《中国的居民消费在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发问,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到,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接近55%,而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为80%左右,相比于过去,同样取得一万元的国民收入,在分配中,居民的获得变少了,从而影响了消费。他还提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除了居民收入的高低会影响消费外,收入差距是另一个与收入有关的重要因素。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会逐渐降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其消费率会变低。因此,同等收入水平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费率就会越低。

  无独有偶,钟正生在《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成为中国一项中长期挑战》中针砭,长期以来,我国在激发消费潜力、夯实国内市场方面,一直缺乏整体性、深层次的改革政策配合。消费政策往往以简单刺激部分领域商品消费为主(典型的是汽车、家电)。但几轮刺激政策下来,往往只是形成了对未来消费的透支,甚至造成了一些局部的负面效果。他认为,不能将消费不足甩锅给疫情,“如何提升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中长期挑战,新冠疫情可能仅是短期内压制居民消费倾向的‘顺水推舟’因素。不能寄希望于屡屡爽约的‘报复性消费’来扭转乾坤,而须将其作为我国可能面临的中长期挑战来应对。”

  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蔡昉在《共同富裕三途,借助再分配的手段改善收入结构》给出了三条路径,认为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越收入组,进入更高的等级中,这个群体是社会流动的关键,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7.货币

  “货币”这个词,既有种历史的疏离感,又有种热辣的市侩感。疏离感在于,它从宏观上是个抽象的概念,如唯物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说,它只是一层面纱;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意味着可以用来购买交换几乎所有感官享受。货币到底是什么?从宏观层面看,它只是个数字游戏么?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个令普通人一头雾水、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在经济学家韦森《全球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的真实原因——源于货币“革命”的视角》(上)、《全球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的真实原因——源于货币“革命”的视角》(下)文中显得异常条理清晰。

  这篇文章从货币发展的历史观看待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认为全球主要国家都陆续进入银行记账货币时代,当今世界实际上已经和正在发生从“less-cash societies”(少现金社会)向“cash-less society”(无现金社会)的转变,就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制度来说,我们已经不再是纸币时代了,而是处在银行账户中的数字记账货币时代。而他看到,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无形资产投资在增加,虽然有形资产的投资在下降,但无形资产投资增加了。投资统计因投资失败不能转化为固定资产,也无法转化为GDP增长的统计,从而导致当今世界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表象;而中国“有形资产投资在急剧膨胀”,所以经济仍在高速增长时期。但是,近几年中国的无形资产投资开始涌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开始下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自己尚未厘清的概念,也在文中坦承。敏锐、扎实、宽广而真诚,真正的学者令人敬佩。

  另一位学者,则从重新兴起的现代货币理论发现全球经济状况端倪。“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模糊的正确远远大于精确的错误。而预测的正确,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起主导作用的机制”,胡伟俊在《从现代货币理论看中国经济》中文笔洗炼优雅地阐述出,现代货币理论(MMT)的预测能力比主流理论要好很多,而它的预测能力主要来自凯恩斯理论,因为,凯恩斯理论诞生的上世纪30年代,和过去十年有效需求长期不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全球经济环境非常相似。胡伟俊在文中提到:社会经济的大时代,决定了不同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不同年代诞生的经济理论,为了解释所在时代的现象,就会强调不同的机制。他以开放和质疑的态度用“历史也不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意外”收梢,似乎让人看到了经济学家刚刚兴起的年代精神。

  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意味着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是近两年讨论的热点,周诚君在他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与新机遇》一文中没有空洞的大话,而着眼于变化。他将人民币国际化分为不同阶段,认为2016年以后,人民币国际化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他强调“不可能三角”: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和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中,只能实现其二,必须放弃一个。如果中国央行管不了人民币汇率,或者说放弃固定汇率目标,那么它可以选择的其他两个目标就非常清晰:一是货币政策保持独立性;二是跨境资本实现自由流动,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开放、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信誉与独立性,是货币赢得国际认可和信任的基础。

  8.环保

  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周小川在《迈向“碳中和”过程中的两个机制性议题》中提到,需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好预判和专题研究,努力为国际谈判提供重要的思路和意见。一是关于边境调节税问题,这涉及碳脚印所测算出来的含碳量及资金使用方向;二是关于碳市场连通的问题,这涉及国际碳市场的合作问题。

  刘科在《冷静透视电动车、氢能和我们的未来》中用大量例证和平实的文风告诉读者,新能源大规模应用的方法是把风能、太阳能的储能以液体的形式储存。今天是甲醇,未来也可能是其他更好的液体。把风能、太阳能以液体形式储下来,再利用人类花几万亿美元建的液体基础设施,就可以做到碳中和,而且也可以让电动车和燃料电池有更大的发展。

  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人、企业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在可持续发展的大概念下,一些企业和更多企业投资人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做出改变。孙明春在《ESG投资的经济学意义》中阐述了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及企业治理)投资近年来呈现出指数型成长态势,认为它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它试图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前提下,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挑战,降低技术快速变革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伦理冲突及社会矛盾,实质上是在重新定义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碳中和、清洁能源、更负责任的企业,阅读这些文章后,给予人的不是盲目的乐观与激昂的情绪,而是知晓真相之后,生出的希望。

  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不是附和渲染大众情绪,而是传输更多专业且有建设性的内容。

  2020年9月,第一财经启动了一财号平台,招揽顶尖学者、专家、企业家来这里发表观点。一年来,一财号吸引了近400名活跃财经名人入驻,包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等。这些专家在一财号每天发布高质量稿件数十篇,其中大量内容是独家首发,并迅速被各大互联网平台转载,有的还登上了热搜,甚至被外国媒体关注和引用。伴随影响力的迅速增长,未来三年一财号将进一步“扩容”还计划吸引上千名顶尖的经济领域专家,让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切磋观点、与大众密切互动、激发思想火花,与第一财经共同承担传递专业、理性声音的责任,打造财经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舆论场。

  明年此时,我们将再次带来新一年的思想盛宴,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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